童俊：武汉的伤与痛-对未来心理创伤干预的警示|【文字稿】万人公益大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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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疫情来势汹汹，各类型的信息铺天盖地，引起民众恐慌。各级政府广泛关注疫情和民众心理状况，各个心理行业协会、各大专院、各大医院纷纷行动起来，做了大量危机干预相关工作。致道中和积极响应这种需求，推出危机干预系列万人公益大讲堂，我们邀请到第二批专业大咖——童俊、赵旭东、刘天君、徐凯文、仇剑崟五位重量级嘉宾，为同行们讲述他们自己与危机相处的故事。

        2020年4月11日，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的童俊教授为我们讲述武汉的伤与痛，以及为未来创伤干预的警示。以下内容根据本次大讲堂课程整理，希望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限于篇幅，无法完全还原精彩的现场内容，请关注后续的视频分享。

 讲师：童俊      整理人：叶海鲲

开场：讲师与嘉宾室阵容介绍

 方新：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致道中和系列公益大讲堂之八现在开始。

      今天晚上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一位特别的讲者。说她特别，是因为她是武汉人，同时她是武汉精神卫生中心的前任业务院长。从武汉封城到武汉解封，一共100多个日日夜夜，我们可能都很想知道她经历了什么。从个人的角度来说，这位讲者也是我特别钦佩的一位女性，因为她非常的美丽、优雅。她集临床、教学、培训、管理于一身，同时她的讲话非常具有文化和国际的视野。当然，大家也可以从今天晚上嘉宾室的阵容看到我们这位讲者的分量，她就是武汉精神卫生中心的前任业务院长童俊老师——我们欢迎童老师！

       接下来，我还要隆重介绍一下出席今天嘉宾室的这些重量级的嘉宾们。首先介绍杨蕴萍老师，她是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前任精神分析专委会的主任委员，同时也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安定医院的教授；李晓驷老师是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的前任业务院长；还有曾奇峰老师和孟馥老师。【曾奇峰老师的万人公益讲堂课程点此观看】孟馥老师是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的党委书记，也和赵旭东老师等是中德班家庭治疗的领军人物之一。今天我则是代表中德班行为治疗方面。所以我们中德班三大流派都在今天晚上齐聚，一起来聆听童老师的分享。

童俊教授分享

童俊：首先非常感谢方新老师对我的邀请，而且还邀请了这么隆重的嘉宾阵容，我真的是被温暖到了。感谢杨蕴萍教授、孟馥教授、李晓驷教授，还有曾奇峰，我的老朋友——你们也都是我的老朋友，不过他是我的老乡。我今天要是哭了一定是被感动的，没有其它意思。

在做了半个多月的灾后心理干预、调查以及工作规划后，我昨天晚上才回家。今天一大早就收到了一位美国同行的E-mail，在美国一个很著名的精神病院里出现了护士和病人的感染。这个情景对我来说是一个刺激，让我回到了我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也把我拉回到过去，回到了公元2020年的开始。我今天在不断发E-mail，不断查询寄出去的口罩到哪个地方的同时，也在努力地回想从开始到现在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我想把它捋一遍，却发现很难捋清楚。我的脑袋里像断片了一样。我想这有两个原因，一是美国的朋友同行此时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这是一个扳机，它点燃了我院早期发生医护感染的体验；另外我想要整理“发生什么了”这个过程也是蛮痛苦的。我可以保证的是，我今天说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真实发生的——即使不是我身边发生的，也是可以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上见到的。这样一个还原“真实“的过程，即使对我这样一个身经百战的人来说，也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但是我今天会努力地做到这一点。

一、公元2020年伊始

心理治疗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心理创伤激活的过程，首先你要去回顾，把过去碎片一样的东西去倾听、澄清、面质和解析。这些常规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心理创伤激活的过程。不管你做什么，其实最难面对的就是创伤事实，因为它痛，所以我们就有很多防御机制让我们不去看这个事实。实际上，近半个多月以来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看朋友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感觉还是有很多信息在争论白的、黑的、左的、右的，撕裂得很严重。实际上你站在一个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创伤的角度来看，这就是一个心理创伤类的反应，就在那里撕裂，就在那里搏命——真的是搏命的感觉，还有扬言要杀要砍的。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心理创伤暴露(exposure)的开始。

1.第一阶段：“谣言”还是“真相”

我记得在元旦的那天凌晨，李文亮医生朋友圈报SARS病毒这个信息就发到我的微信上了，当时我第一个感觉就是一愣，但是接着心里就想：这是造谣的吧，不会是这个样子吧？这其实就是一个自自然然的心理反应，为什么呢？其实人是本能地趋利避害的，不容易去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坏消息的，特别是新年的时候。

12月30号前后，一个红会医院的神经内科的医生在科室群里发了两条消息：“1、中心医院后湖院区确诊一例冠状病毒肺炎，洗手、口罩、 手套；2、SARS 已基本确定，护士妹妹们别出去晃了。”这信息不是发给我的，是在《人物》三月刊上发表过的，上面写得很清楚。其实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觉得这是在造谣的吧？同时，我今天在整理信息的时候也在想：假使我知道了这个消息从我们医院里出来，我会不会告诉你们在座的这几个人呢？我想我一定会告诉的。我会发给你们——我的朋友们，因为我会下意识的要你们去防护，因为你们是我比较关心的人。

在当时我就接到了关于这个SARS病毒的信息，所以我这段时间内心就有一些对自己的责怪。我责怪自己是因为好像别人都非常敏感，而我怎么那么不敏感，好像那个时期也没有做什么防护。我就责怪自己说：我是一个精神分析师啊！一个精神分析师天生的能力加上经过专业培训，应该是会非常敏感的，但是我就是感觉我没做什么。实际上，我从元月三日开始就在通过相关领域里的朋友追踪此事。元月三日我问朋友：“到底什么病啊？我近两天有点感冒都不敢出去见人了？” 元月四日、元月十日我都在问，朋友的回答跟公开的信息没有什么不同，我也没有感觉对方在故意隐瞒，元月十日后，我也不想朋友为难，就没再询问。而这个期间有两个时间段也没有通报.......直到元月二十二日，我再与对方联系时就在互道保重了。

事实上，这个期间我还是取消了几项家里和工作上的重大活动的，包括今年四月下旬的中美培训项目。我后来想到，我的这种内疚感可能就跟幸存者的内疚感有关系，就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

2.第二阶段：精神病医院的隔离病房

元月中上旬，就像那个媒体上报道过的，我们医院的一个病区有了发烧的病人，接着又有医护人员在发烧了。这时候医院就警惕起来了，也找了疾控的人来做了核酸检测，但是那时候的检测是没办法做的，或者说检测技术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不行的。我听到的最终消息说不是SARS，当时得到消息的我觉得总算放心了，甚至有一点放松的感觉。

元月15号，我得到一个很确切的消息就是某一个医院的某个主任，她家的先生呼吸道感染，已经出现了呼吸困难要转金银潭医院，但是金银潭医院已经没有床位了。我当时觉得这个消息太震惊了。

元月17号，我们医院里精神科的ICU就做成了隔离病房。所以那个时候的武汉实际上是什么样子的？当时人们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但是我们知道很多人在感染了，大家想一个精神病医院的ICU都做成了隔离病房，当一个精神病院都被变成了战场的时候，你想想其他的综合医院是什么状况？这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

3.第三阶段：“人传人”

元月20号，钟南山院士在电视上宣布了人传人。我当时看这个新闻，看到他流泪，但是我还反应不过来——人传人就人传人，为什么要哭啊？说武汉市是个英雄的城市，武汉市人民是英雄的人民，我很诧异！为什么要哭呢？我想当时的我很多防御都在里面，还有自己对这个病毒的不了解，没想到它有那么严重，所以很诧异。我接受信息的时候，总是一种很淡定的样子。我自己做这么多年的分析我知道这是种非常理智化的防御，我的焦虑总会延迟才出来，所以我表现得比较淡定。但是在我经历了封城的后来几天，我就知道他为什么要哭了。

元月22号是星期三，是我的门诊。我的心理门诊有很多外地来的人，他们要挂上我的号是不容易的，有的时候会在医院附近的酒店里等着挂号。当天我还给一个一个星期没有进食并且自残的外地病人开了最后一个住院证，收到我们心理医院这边的抑郁病房，这样可以通过输液给他能量，可以救命！就在23号封城之后，因为医院里有感染，所以这种轻症病人（因为他不是精神病）都是让他们出院的。但是此时已经封了城，他们出去了以后会去哪里呢？这可能是让我内疚的一个原因吧，我没办法去问他们。他们可能就成了流落在武汉的外地人。

那时我有两个多月没有发过朋友圈，而那天晚上我发了我停止更新两个多月的第一个微信朋友圈信息，我就把这种焦虑甚至带一点愤怒的事情说出来了。其实我这个时候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可能就是那种情境让我想把它通过这个朋友圈转发出去。

4.第四阶段：封城

元月23日封城，我上个月看到一个全球15个顶级的研究所写的论文，包括中国、欧美这些研究所。在武汉封城之前RO（基本传染数）就到了3.15。它的意思就是：钟南山、李兰娟们在做封城决定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已经感染3.15个人这样的传染性了。所以，我在上个月看到这篇论文的时候我就想哭了。我终于知道，钟院士为什么在告诉大家人传人的同时，说武汉是英雄的城市，武汉人民是英雄的人民时哭了。

23日上午七点44分，我微信向院长请求指派任务，当天加入从国外寻找防护物资的大军中。一月25日，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武汉市心理医院）心理危机干预应激小分队正式成立，我们组织这个心理干预分队意味着除了热线以外，如果有现场干预任务我们就必须要去。

26号我们就拿到了第一批将近一万个外科口罩。从封城开始武汉当地的救援队就负责地接所有海外华人的五大校友会，包括华科校友会从海外采购的物资。很快他们就包机过来了，海外有朋友在做定点捐献，武汉这边有地接，武汉的志愿者中有心理咨询师，马上就跟我联系，所以我们很快拿到物资。

期间床位的紧张，各种医疗物资的匮乏，还包括我们自己的同事不断感染，徐汉明副院长在元月二十一日出现症状，二十四日高烧，二十七日住进我院ICU，随后他的夫人也因感染住了进来，他们煎熬了50天，还有我们团队的王牮医生二十五日报名参加危机小分队，他是参加过汶川救援的危机心理干预人员，具有丰富的心理危机干预经验，但在元月二十六日他就高烧到39度以上，双肺出现毛玻璃样改变，没有救护车，没有床位，过程非常的艰难，医院还是会想方设法保护自己的员工的，现在他们都痊愈了，IgG抗体阳性，IgM抗体阴性、核酸阴性，大家可以放心。

公民意识

我们武汉市的志愿者队伍最终有几十个，这是有公民意识的一批人自己组织起来的。这些队伍大多不接受报道，他们很有理念。我前面提到的地接，他们在政府突然封城的这个比较混乱的时期，替代了政府的某些功能，主要就是往每家医院里送医用物资。政府接手之后，他们就准备隐身的。没想到需要他们做的时间超过了他们的预期。后来我才知道，这个队伍里面有很多人被感染，包括我们的心理咨询师。有一天晚上，我就听说好几个人都在发烧，因为经常来医院。那时候所有人都防护不足，当中不可能没有感染的。当时心里很难受，但是没有办法。你要问他们的动机，很简单的回答就是我们是武汉人，救我们的城市。

绝望感

那个时候，各种找病床的电话我都收到过。于是，我就开始找新冠病床。我有一个原则：电话本上不认识电话不接。治疗师大概都一样。当时我放弃了这个原则，只要电话打来我都会接。结果发现非常多的电话打来：有的找到了床，有的很无助。后来，有些朋友也不接我电话了。其中一个朋友是医院领导，他家里有两个人：一个死在家里，一个死到急诊室门口。他给了我两张床，他家里两个人死于没有床位。我知道这个信息的时候，当晚就没睡着，这种感受就一直占据着我的内心。我知道这没有逻辑性，他给我床位和他家人死亡不在一个时间段，那个没有床位的时候，他也是没给我床位的，但是，有时，情绪就是这样不讲逻辑，我也知道这内在的心理机制，知道这么多，情绪不听你的。当然，我现在大部分都消化了。

后期肿瘤的病人，包括肿瘤医生的电话都打来了，都是因为没有办法住院完成原定的治疗计划。精神疾病的床位的电话打过来了。那些在封城前来看病因封城而留在武汉的外地人发病了，要去精神病院住院。而我们都已经是定点收治新冠精神病人的医院了，不敢收这些病人。我跟院领导商量的时候，那种没有办法帮助的绝望感就像在地狱里。

在2月2号、3号关于医院病人感染的危机情况我们就已经打了报告上报武汉市抗疫指挥部，但医院的秘书将报告发给我的时候，我当时也愣了。当天核酸检查确诊24人——一天之内啊！我们实事求是地报了，有100多个人在发烧。随后，新闻周刊发出了消息。所以并不是医院里在隐瞒什么，而是我们把报告打上去之后，那个时候政府也都是瘫痪的。所有的医院发热门诊的病人山人海，他们不是不办、不帮，而是帮不了、办不了。我记得有个晚上我跟我们的院长们打了电话之后，我感到我们的感觉都是绝望。

逆行

在汶川地震的时候，我去做危机干预，在那里经历过6.4级的余震，当时我正在成都的儿童医院五楼ICU，我们这个团队在跟汶川地震震区的孩子工作，全部都是在地震中受伤残的几个月到十二岁的孩子。有一天我们本来要下班走的，我在等着其他人的时候，余震发生，那些孩子和家属都惊恐发作了，所有下班要走的医护人员就全部回头往病房里跑。我们从窗户看外面，在一个大的广场上，很多写字楼上的人往外面在跑，但是医护人员在往回跑，因为有病人，所以我们逆行。我的心里想说的是，你要说我是英雄，我始终就不认可这个称呼。我觉得这是医护人员的本能。我们做这个专业的时候，而且被培训了这么多年，已经是内化的部分。即使有汶川抗灾和一系列危机干预的经验，我从没有经历过像这一次这么绝望的感受。我觉得那段时间就是下面这张图这样的感觉。我想想当时，我们没有什么凤凰浴火重生这么积极的意义。就是被火烧的无望，绝望和恐惧，但是还要去拼命地战斗。

二、楚文化的来源

提到凤凰，我在这里穿插一点楚文化的来源。楚文化和我们主流的中国文化是有区别的，它是来自于中原的文化，吸收了华夏文明的先进因素。但是，它是跟楚地的很多少数民族的所谓蛮夷文化结合，形成了楚文化。它不是典型的中原文明和黄河流域的文明，它是融合了当地的少数民族的文化，要多点野性和自由。

1、楚人的祖先是祝融，他是火神兼雷神，他也是医者，这也是火神山、雷神山的来源。我们在这个时候其实是祈求我们的祖宗保护的。祝融也是一个凤凰的化身，这是一个楚文化的传说。

2、楚人的图腾不是龙，是凤凰。我们在荆州，在湖北省博物馆，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图腾，你看它非常的婀娜多姿，但是它很厉害很凶猛的。我们的图腾和龙的图腾是有区别的。九头鸟，也就是凤凰，名曰九凤。我说一点这个文化是为后面留下一点伏笔。

三、心理创伤干预中的警示

1.重建信任的困难

一个突然的灾难，突然从人不传人到人传人，到突然的关门、封城，这个过程太快了。即使我是知道这么多信息的人，也觉得它让我解离了，很多东西都整合不起来，重建信任是很困难的。

有一个家庭，父亲最先感染去世，其他的四个家人（哥哥、嫂子、侄女、妈妈）全部都被感染了。（武汉很多家庭都是这样，一家多人感染。这些家庭成员就被收到不同的定点医院、方舱医院。）妈妈因为呼吸困难又有基础疾病，也在定点医院治疗。女儿不敢告诉妈妈爸爸去世的消息，一直跟妈妈编故事，编了将近50天。后来妈妈，哥哥嫂子侄女都出院回家，一家人继续编故事就说爸爸还活着。直到政府说要去领骨灰，这是不得不去做的事，但没人敢跟妈妈说，就求救找到我这里来了。

我跟她在之前做了几次咨询，结果她还是很困难，就要求我们，能不能去现场。当时我马上和马弘老师、石川，西英俊几个人商量之后，我们就决定去现场。那一家人在一个社区里，他们都还是红码，意味着他们还在隔离期。按照常规，我们应该穿防护服进去，这个家庭认为社区对有防护服的人进来很敏感，他们的一家人会很受歧视，要求不能穿防护服。是保护自己还是去冒险，我们判断了一下，不重启这个工作，后面的工作根本开展不了。所以我们几个人就决定，来一个破冰之旅。随后开介绍信，跟社区约好时间，戴着口罩、帽子、手套去了这个家庭。

当然最终还是由家人去说出来了这个真相，我们就在那做我们专业该做的事情。后来女儿打电话说，最重要的就是你们到我们家来了。因为他们有强烈的病耻感，而这么多专家一下子到家里去，没有看轻他们，还和他们握手，（当然我们有手套）还抚摸着她，所以这是一个重建信任的开始。后来我们视频和电话跟踪这个家庭，他们完成了领骨灰的过程。而且我们还鼓励他们去做核酸和抗体的检查，结果很好，核酸检查都是阴性，抗体IgG是阳性。这种创伤，在疫情结束之后视频的干预，其实是要打折扣的。我们在疫情期间必须是要远程干预这样做，但是如果未来仅仅通过视频干预重建信任，还是比较困难的。

2.哀悼的困难

哀悼的困难就是：太突然了，没有告别。都是烈性传染，早期尸体用一个袋子装着，遗物也要按照传染病的标准放在医用垃圾袋里面烧掉。但是我们走访的时候发现，有一些医生护士，他们家属会哀求医生，有些真的是把他们的遗物拼了命地保留了下来，然后再进行消毒。你要知道，一期的病人感染得很厉害，前期的时候病毒强，死亡多，活人都救不来......后期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哀悼没有告别，即使留下来一些遗照，样子也非常惨。有些医护人员是把遗像留下来了，那也看不得。呼吸衰竭死亡的脸都是肿的，就像溺水的病人。我们是阻止给衰弱的人看这些照片的，我们看的时候也被创伤了，这都是哀悼困难的原因。

3.重视患者疾病的羞耻感

我这个人，可能是自我意识比较强，不太去在意别人怎么想自己，没有那么多羞耻的感受。但是当你去体验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羞耻感有多强。包括我们的医护人员，有些医护人员就是不去查抗体，就宁愿不去拿医疗的救助，就不想证明出来。这个时候你就体验到了它的羞耻感。我家的阿姨说，是不是离婚率会增加，我以为她说的是疫情期间封城的离婚率增加了，她说是不是也要跟病人离婚啊？所以这反映的就是很多的患者可能有的羞耻感，有的家属也不善待他们。那么我们专业人员该怎么善待他们呢？如果同情都做不到，怎么能做到共情（同理心）？

4.关注复杂型PTSD

我们发现的案例中，有目前的创伤对过去创伤的激活，有个人的，还有社会的。有一个家庭，他家里有两个人死了，那个家里的一个儿子，这个家庭早期就有人非正常死亡，这次疫情又有两个亲人去世。它就是一个复杂型的PTSD，现在以抑郁障碍为主，不能去碰不能去说，他说我家里不能再死人了。所以他现在的这个创伤就激活了他早年的创伤。在2008年的ICD_11当中，复杂型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是进入到了诊断系统的。

如何去识别复杂性的PTSD？在汶川地震的时候，从映秀灾区救出来的一个50岁左右的少数民族妇女，送到第四人民医院（成都精神卫生中心）的时候，得到了很好的照顾，牛奶、饼干供着她吃，照顾的也很好，但她在医院闹大了。医院邀请我去会诊。会诊时我就老听着她说“坐月子”，坐月子婆婆对她怎么不好……在医院里，谁对她好她就找着谁扯，非常闹。我后来就明白了，实际上是因为她现在的待遇就相当于坐月子的待遇，它激活了她早年坐月子的创伤。所以，这个东西需要去识别，这并不是现在没做好，而是过去的东西被激活了，这是要区别的。还有参与美国旧金山退伍军人疗养院的团体治疗经历。（篇幅原因此处略，可观看回放）

除了有个人的创伤还有社会的创伤。这一次我们的舆论场所有如此激烈的争论，我在想是不是因为它激活了我们在历史上的一些没有解决的、社会的创伤。因为这就是一个大的社会事件，不单是中国的，还是全球的一个社会事件，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

5.如何共情性理解？

好几天以前的今日头条上发表了采访我的文章，我在里面说：“这个时候，讲大道理没有用，要允许患者家属有负面情绪的表达，他们内心甚至有愤怒……”

对我来讲，这是说得蛮好的话。但朋友告诉我说“你这个底下的评论都翻了船，都在骂你的……”有人说“老子的权利，还要你允许？”这里面就有400多人在点赞的。还有表达愤怒的，总之都是负面的反馈。

这要怎么去共情呢？我们可能会委屈：我觉得我是在为大家争取一些好处，底下怎么全部都是这样的反馈呢？所以站在创伤干预的角度，不管你做的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可能你只要动了那一块，就都会是愤怒的。这次创伤的这种愤怒，在这个时间段一直存在，在意识与潜意识中都很严重。

6.我们缺乏接受缺陷和死亡的教育

这个评论中，他就纠缠“什么叫负面情绪，难道我们哭就是负面的吗？”他就不去接受，实际上人生是有正面的、有负面的。他在这样表达的时候，也意味着他不接受负面。那我们生活当中为什么都是正面的呢？就不能有负面的吗？

我今天是在对专业人士和爱好者来讲，温尼科特在中国很受欢迎的，他被叫暖男温尼科特，在他早期的很重要的论文中讲过：如果我们从来都没有恨过，你其实也不能去爱，你从来就没有真正成为人——只有“恨”的情绪出现的时候，你才是一个完整的人。但是我们缺乏这样的教育，我们还缺乏对死亡的教育，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

7.争论病毒的源头是一种防御

我开始的时候听说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是源头，我是有羞耻感的。现在看来，这个病毒发展得这么“完美”，它不是一天就能够发育成熟的，所以我觉得，争论病毒的源头是科学家的事情。我相信全世界的科学家都会全力以赴，但它不应是大众争论的焦点。这个时候去争论究竟是美国投毒的，还是武汉实验室放出来的，还是如何？实际上你把它放在一个人为的、可以控制的位置上，是你对这个“超越人类想象的天敌”的不能接受。所以我们缺乏对大自然的敬畏，因而我们也缺乏谦卑。我们在大自然面前要低低头的，我们是不是该反思一下我们人类是有多么的自恋？多么的自以为是！

8.国外的索赔之说完全不符合常识

武汉封城是人类史上最大隔离，一项来源于全球15家顶级研究所的建模分析：武汉封城紧急响应让中国少感染七十万人，给其他省份争取到了近三天的宝贵时间作防护响应。那我要说，我们给其他的国家争取了多少天？我不是说我们前期没有问题，一定是有问题的。但是后期，确实是拼了老命在做了。我们不说其他国家，就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国人那么在意这个不合常识的说法？我们为什么会掉进这个坑里？为什么他投射你就认同了？他这样说是因为政客们为了甩锅、为了推卸责任、为了选举。我们之所以在意这么不符合常识的说法，可能是我们历史的创伤被激活——八国联军、庚子赔款……所有这些不都是我们的创伤吗？这可能也是我们的一个“激活”。所以，我想要说的是“我们要面对的敌人是新冠病毒，是人类的自恋，是人的自以为是，而不是其他。”

9.凤凰浴火

 有这样一个悲壮的传说：凤凰是人世间幸福的使者，每500年，它就要背负着积累于在人间的所有痛苦和恩怨情仇，投身于熊熊烈火中自焚，以生命和美丽的终结，换取人世的祥和与幸福。同样在经受了巨大的痛苦和轮回后，它们才能得以重生。我们人类经历这么大的苦难，它能够给人类带来什么？

凤凰涅槃，我们如何向死而生，垂死的凤凰投入火中，在火中浴火新生，其羽更丰，其音更清，其神更髓，成为美丽辉煌永生的火凤凰。涅槃是佛教教义，意译为灭、灭度、寂灭、安乐、无为、不生、解脱、圆寂。粗浅地讲，就是除尽了烦恼，达到不生不灭、永久安全和平、快乐宁静的境界，也就是我们心理治疗中讲的能够更多地去承受世界的不确定。这个世界不是你想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我们要去接纳它跟我们想象的不同。

嘉宾老师分享

方新主持人：我相信所有人都跟随童俊老师沉浸在这一百多个日日夜夜里，也跟随童老师的切身体会那种从地狱般的绝望，到浴火重生、凤凰涅槃的心路历程！下面有请嘉宾室的嘉宾老师们分享一下感受。

孟馥老师：

       这次疫情之后，童俊的几次演讲我都听了。每一次听的时候都身临其境，感受在其中，也流了很多泪，今天也同样如此。我觉得她真是太不容易了，特别值得我们敬佩。我们在做系统治疗的时候常常有一个时间线的概念，通常我们用这个时间线系统地去回顾一下，回顾几年、几十年，甚至是几百年。后来我自己也理了一下我跟童俊在这100多天的微信联系。刚刚童俊讲的经历，我觉得就是“四找”：1、找床，就是救命；2、找物资，最主要是救人，救医务工作者，救“救病人”的人；3、找资源，她在医院里面搞了4期，请了20位专家分享专业知识，给到社会一些启示，给到心理救援一些重要的帮助；4、找政策，下社区看灾后重建。所以对我来讲，我真的觉得她是一个最美的逆行者，也是一个最美的武汉人！

李晓驷老师：

       我本来觉得我自己是共情能力比较强的人，但是今天听了童俊老师的分享，我觉得我原来对武汉人民的共情远远不够。我们这次疫情来了以后，童俊主持的心理咨询热线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安徽也有援助，去了44位同志，我们每个礼拜有一次督导，督导过程中我们就挺震惊的，但是今天更加让我感觉到震撼，我能感觉到童俊心里面在流泪，我们才知道，武汉人真是不容易。我们武汉的专家，真的是做了大量的工作， 值得我们学习。我还有另外一个非常深的感受，我们知道那个家庭里，孩子瞒着妈妈，但是那家的健康码还是红颜色的，还是有风险的，但是为了心理危机的干预，明知有危险，几位同志就到家里去，但是不穿防护服，而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口罩、戴着手套，实实在在帮助这个家庭，这种精神真的值得我们学习。我还有很多的话想说，因为今天时间的原因，我把时间交给大家。

 曾奇峰老师：

      每一次听童俊讲课，包括跟童俊私下聊天，都觉得有很多启发。今天我就“关于病毒源头的争论”做一点评论：这是科学家们感兴趣的事情，我估计探索这次病毒的源头甚至比侦探小说更加精彩。但是对个人来说，我觉得真的没必要太在意这个事情。我需要做一个动力学解释，就是很多人可能通过“寻找病毒的源头”这件事而忽略自己的“自恋”方面的创伤，把这种自恋的创伤包装成为给城市甚至国家争荣誉，这没什么太大的意思。

杨蕴萍老师：

       我真的是非常被感动和触动，如果不是隔着屏幕，我此刻非常有拥抱一下童俊的冲动。因为从疫情开始，我们就一直在保持联系，每次在给她通完电话之后，我都是久久不能平静，甚至要流很多眼泪。所以作为同行，我觉得童俊是让我非常敬佩的一个人；作为朋友，真的觉得非常心疼她。

       我觉得那种大爱之心，是我们心理专业人员特别重要的一个品质，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有。可能是因为童俊她身在武汉，我觉得她淋漓至尽地展现了这种个人魅力。她的勇气、她的真实、那种地狱般痛苦煎熬的体验，我觉得我们只能是耳闻，真的无法切身感受。但是后半段讲到浴火重生、凤凰涅槃的时候，我又觉得那么有力量。我觉得不仅仅是武汉人，也是我们中国人——不仅仅是女人，也是男人——更是我们这种专业人员应该有的一种内在的韧性和生命力。童俊一直在讲创伤，我觉得这是一个国家的又一次重大的创伤，是全民族的，甚至是全世界的。无论是从个体的层面，还是群体的层面，国家的层面，甚至是民族人类的层面，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的人，真的是任重而道远。所以，我的感觉就是，我时刻准备着，能做一点贡献就做一点贡献。我要向童俊和童俊这样的同行好好学习，向你们致敬。

方新老师：

       刚才几位老师，也都说出了我的心声。相信大家听到这儿都能感觉到我们的童俊老师，就是整个武汉医护人员以及武汉人民整个经历的一个缩影。我也是感动、钦佩、心疼等等很多的情绪纠缠在一起。童老师从最开始没什么感觉，之后受疫情冲击，然后马上就行动起来。我们在电话里听到童俊老师提到她的那些兄弟姐妹、那些同事被感染的时候，那个着急，那个心疼，就让我们都特别想帮她，也想帮我们那些在武汉的医护人员的兄弟姐妹们。

       我和杨老师的感觉是一样的，就是童老师既饱含深情，又很有专业高度。今天也提到对未来创伤干预、居丧干预的一些思考，包括人类的自恋，包括人类和病毒的关系等等，都是一个特别有高度的理性思考。希望我们的同行朋友们从童老师的讲话当中，对未来的创伤工作，获得一些启发。

       我还想说的是，这种“骂”确实是危机和灾难中特别常见的一种反应，但是我也想提醒一句，“如果让你来管，你能管成什么样？你能比现在管得更好吗？”我觉得我们要做的是总结经验教训，为未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而不是起破坏性的作用。我觉得童俊老师已经给我们做了榜样，她遭受着那种地狱般的绝望，但是她在行动。所以，童老师是我们的榜样。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童俊老师。

讲师介绍

        童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前业务院长，武汉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武汉市黄鹤英才(医疗卫生专项)获得者，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督导师(注册号：D-109)，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认证分析师，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CERP研究委员会委员，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女性委员会委员，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亚太筹备委员会委员，中国女医生协会临床心理与心身医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精神分析专委会副主委，中国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专委会副主委等。

整理人介绍

        叶海鲲，中国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注册心理师X-18-077，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国际伴侣治疗学院认证家庭治疗师，德国催眠治疗学会注册催眠治疗师，中国艾利克森研究院首届临床催眠培训师，陕西心理卫生协会催眠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陕西心理卫生协会心理咨询与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陕西省青少年素质教育管理研究委员会副主任。

鸣 谢

感谢协办方

北京大学学生工作部

北京大学（医院）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

北京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

北京大学电视台

感谢赖靖怡、杨辰、赵娜、马龙四位老师

为本次文字稿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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